家里是又明亮、又温暖。
“怎么这么晚?”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问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着说: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无法解释。我忘了跟你。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懊丧到了极点。家里就剩这一个了。他翻来覆去地修,怎么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开口就要三磅面包,真是从来没听说过的价钱。该怎么办呢?爸爸简直绝望了。可是突然之间,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时以前,清脆震耳的铃声响了!拿过来一看,它又走起来了!”
“这是敲响了我要得伤寒病的钟声。”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开玩笑地说,接着就给家里人讲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钟的事。
不过,他是在这以后又过了很久才得伤寒病的。在这中间,日瓦戈一家的困窘达到了顶点。他们缺吃少穿,身体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过的遭了抢劫的党员。那人尽其所能为医生做了一切。但是,内战开始了。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出差在外。而且,这个人根据自己的信念认为当时的种种困难是很自然的,但绝不对人说他也在挨饿。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也试着去找过住在特维尔城门附近的那位来办员。但是,近几个月来此人踪迹沓然,关于他那位病愈的妻子也得不到一点消息。那栋房子里的住户也完全变了。杰明娜上了前线,想找管房子的加利乌林娜也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