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提出“调和论”后，杜亚泉、陈嘉异等人起而响应。杜亚泉指出，新旧的意义因时而异，戊戌时代以主张西洋文明者为新，现时则以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那么，如何创造未来文明？他认为，西洋文明已不能适应新时势，“中国固有文明，虽非可直接应用于未来世界，然其根本上与西洋现代文明差异殊多，关于人类生活上之经验与理想，颇有足以证明西洋现代文明之错误，为世界文明之指导者”。因此，他认为未来文明之创造当是“新旧思想之折中”，这种调和折中以中国固有文明为指导，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国固有文明之中”。陈嘉异则提出，“以极精锐之别择力，极深刻之吸收力，融合西方文化之精英”，并“尽量灌输东方文化之精蕴于欧美人士”，则“所抉择所消化之西方文化之菁英，必有与东方文化之菁英相接相契者，则虽不亟亟谋两文化之调和，而自有彼此莫逆而笑相见一堂之一日，于是世界文化或世界哲学之完成庶几可睹”。可见，调和论的实质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主张调和者实际上是主张以东方文化融合西方文化，以中国固有文明“统整世界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