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代表全国”：国家建构与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
“民族”与“民权”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观念，在实际运用中也常彼此交织，互为表里。受其影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也同时在理论上接受了两个原则：一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民心理和情感的一体化，这集中体现在“合群”一类概念中；二是国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化，主要通过“民权”等概念表现。二者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却也存在持续的紧张：要成为一个整体，有时难免不能人人平权；要求个个平等，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更何况，“国民”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旦落实为具体情境，便呈现出多元面目，利益不同，主张各异，无疑强化了这种紧张感。
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运动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两大原则的紧张之中，这特别可以从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语言标准论争中看出。这一问题围绕两个分论题展开。第一个议题最引人注目：哪种语言才有资格成为国语？第二个议题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但重要性并不因此降低：谁才具有确定国语的资格？理论上，这一讨论本应以语言学的学理为出发点；但嘈杂的众议声中，固多有学理思考，亦不乏弦外之音。1917年的一份文献就提示到：中国方言众多，人民“各安其习”，即使定出标准语，“谁肯服从”，且又“将以何地之语言统一之”？[1]参与过“国音”制定的胡以鲁也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制定标准语“当视社会心理为标准”。[2]这显然就已逸出学理范围了。不过，这也不只是一个社会心理和习俗问题，事实上，它也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阶级意识的冲突，夹杂着各异的文化和政治诉求，但又多与“平等”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关。在争吵声中，国语语言标准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语言学学理和众多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的影响力往往还超过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