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行国”“行殿”,均是无城郭常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国君栖息理政习俗。忽必烈朝开始的省院台大臣奏闻时间和场所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习俗在朝廷议政决策方式上的表现。
也就是说，时间和场所的不确定性，是蒙古草原习俗给省院台大臣奏闻带来的印痕，并不影响其视朝和最高决策的属性和功能，故无可厚非。
出席省院台大臣奏闻的，除了主持人皇帝外，由上奏大臣与陪奏怯薛执事两部分组成。上奏大臣主要来自中书省(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四个枢要官府。其中，尤以中书省官员比例最大。间或也有秘书监、司农司等个别寺监。这与元代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长期拥有独立上奏权及中书省总辖百官上奏的制度基本吻合。
关于上奏大臣的人数，郑介夫说：“今朝廷得奏事者，又止二三大臣及近幸数人而已。”
张养浩说：“况今省台奏事，多则三人，少则一人，其余同僚，皆不得预。”
以上说法，似乎符合忽必烈朝的情况。上奏大臣仅仅二三人，很可能是忽必烈等皇帝沿用蒙古那颜及伴当旧俗，看重少数大臣长官上奏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