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孙中山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看成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是解决衣食住行乃至基础设施的源泉。孙中山先生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狂热地向往着一个“家给人乐”“民有所养”的“大同”社会，“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予言至此，极抱乐观。”[28]孙中山的“家给人乐”“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的图景和理想，只是一种带有现代色彩的乌托邦，顶多也只是列宁所说的“主观社会主义”，是肤浅的、非科学的，然而他却表达了中国人民向往未来而要求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理想社会。
“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采取了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改变了早期沿袭中国传统“大同”理想，也调整了他的民生梦想，对当时苏联人民的民生表示出崇敬。
他说：“像俄国的人民，可以说自幼而老，一生无忧无虑，推究他们这种幸福，是由于革命而来的，是由于行三民主义，用革命方法早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会至今还有贫富的阶级，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像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国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