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个系统内的相互依存的劳动分工，人们产生了特定的品质，这不仅丰富了人类自身的物质生活，而且完善了文化、艺术以及理性的言说：“机智、敏锐、想象，区别于作为主观能力的感知和理性——所有这些所谓的灵魂的能力都是人类的能力，不是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能力，它们是文化的产物、人类社会的产物。”[115]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抱怨费尔巴哈停留在一个很抽象的水平上是有充分根据的。[116]他从不描述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也不描述其特有的异化形式，而且也没有提出克服异化的最终实用方法。尽管一个推测的历史体系次于他所重视的人的类存在的生产，费尔巴哈却没有明确地用历史的术语抛弃对推测的历史体系的描述。他没有批判劳动分工本身或者财产，结果是它们受到基督教市民社会错误的引导。此外，他高估了批判的革新能力与现实意义。他仍坚信启蒙运动或教化是革命的兵工厂里最有效的武器。所以，他认为当人们从一个虚幻的上帝呼唤出他们的类本质和“无限的力量”时，异化将会首先被克服。
马克思的批判是准确的，它带有我们在费尔巴哈类存在的讨论中看不到的社会交往的模式。当与有思想的同时代人赫斯、海涅以及契希考夫斯基一同被考察时，费尔巴哈试图克服宗教信仰之异化的社会政治的意蕴更难以让人忽视。从基督教人本主义——一个割裂了超然性与内在性、使孤立的人绝对化的信仰体系——的角度来看，人类的需求停留在利己主义、自私与分裂的水平上；根据这一点，费尔巴哈指认的在满足需求中建立社会相互依存的体系，对人类的完善来说是毫不相干甚至是敌对的，而非它的真正的来源。相反，费尔巴哈坚持认为，一旦宗教信仰的秘密被曝光，一旦人们不再在一个虚幻的上帝身上浪费他们的精力，社会相互依存的体系便会变成人类自觉奉献与活动的场所。因为在这样一个体系里，人类能够完善其自身，类的完善存在于克服有限性的过程中，或者换句话说，存在于满足肉体和精神需求的过程中。[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