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钱锺书只能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处弱小之势的智性型作家群的代表，他不好与鲁迅、茅盾、郭沫若相比。我认为在一部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给钱锺书的位置只能是一节，而不是一章。
钱锺书的文学创作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止了，他带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启示还是非常深刻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为什么只有鲁迅这么一个理性的高峰——它如阳光下孤独的雪峰一直在傲视我们。原因在于情性的不断高涨，而且越近世纪末，越有反理性的趋势。本身就呈微弱之势的智性在作家非学者化相对更加明显的新时期文学中，似乎进一步弱化。近半个世纪前，当钱锺书完成《围城》之后，着手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百合心》，可惜没有完成。从作者本人提供的创作意图来说，作品会有更强的哲理品格。这种理智感对于钱锺书自身的创作来说，可能过强了，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又是太缺乏了。他们能轻易地避开了钱锺书“紧”的心理障碍，恰恰说明他们的创作心理结构上有严重的缺陷。没有经历过这种心理障碍如果是由学识贫瘠和智性弱化直接引起的，那么，这也是种心理障碍，一种没有障碍的障碍——它阻碍了中国文学向更高层次发展。在下个世纪或更长时期内，中国文学要想取得长足的发展或突破性的进展，就必须集体体验钱锺书的心理障碍。这种体验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它会遏制宣泄的快感；甚至是痛苦的，如本世纪王国维“抑”于哲学与诗歌中，如本世纪40年代钱锺书艺术创造力在“紧”的态势中严重失常。但正如钱锺书在一篇散文中所说的“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中国文学必须向痛苦微笑，那样在理性的殿堂里，鲁迅才不再寂寞身单，中国文学才再会有一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