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思想史发展的原因外，“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派别在文学实践上的缺陷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出现，是针对“前后七子”一味仿古拟古，致使其“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66]、“有宗法而无生气”[67]的弊病，但是他们的创作却又走向了“不曾依傍半个古人”[68]，只求率性自然而导致直白肤浅的另一个极端。
从“唐宋派”、“公安派”等反拟古复古运动到新复古运动的兴起，中间的中介是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鉴于“公安派”为救复古之弊却坠入肤浅俚俗之病，欲调和二者，从古人处求得性灵：“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69]但是反而因“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而遭到真正复古者的诟病。[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