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人们说有关解放的“资产阶级”话语和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共同体组织类型使一场两个世纪的战斗产生了得胜者。其他阅读和处理历史的种种方式设法强加什么，这是徒劳的。制度似乎拥有充分理由呈现在唯一捍卫权利和自由的人那里，包括批判家的权利和自由在内。如果批判、询问和想象真的要求一个社会的和精神上开放的空间，如同卡斯多里亚弟和勒福尔所表明的，如果惟有制度才能保证这个开放（因为它需要开放），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像我们的东德同事们提出的这样的激进批判要求呢？
柏林墙的倒塌是一个极富意味和包含历史后果的事件。诚如人们所看到的，柏林墙的倒塌还具有关于批判家地位的决定性内涵。当我写这本书时海湾危机仍处于悬念阶段（1990年10月），但海湾危机一样意味深长，只不过有所不同罢了。整个西方制度检验着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效果，这并非第一次，并且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显然，伊拉克的独裁产生于由西方列强两个世纪以前在近东造成的局势。依据各自的利益和权力关系，这些西方列强被分配到这个地区，这些权力关系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们凭着这种瓜分政策设法“解决”它们的内部矛盾，尤其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漫长经济危机存在时更是如此。萨达姆·侯赛因是西方大使馆的产物和大商号的产物，如同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第二次世界大战得胜者则向他们强索被他们践踏的“和平”，还给他们的国家。萨达姆依然更露骨和更无耻。但伊拉克的独裁像其他独裁一样，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疑难转移到更不发达或简单说来更不具抵抗力的国家这个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