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刚入城时的农民军还有严格的军纪，对民众基本保持了秋毫不犯的良好作风，与抢劫民间、杀良冒功的左良玉之类的官军相比，农民军更受民众欢迎和拥护。然而，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极端发展，那就是农民军加速度地失掉了人心，被越来越多的吏民认定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流贼。这倒不是李自成食言自肥，而是他的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幸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明清鼎故的大变革历史而言，这种性质也决定了李自成只能是一个旧时代的摧毁者，却不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者。他有能力摧毁一个旧时代，却没有能力建设一个新时代。
事情得从两千年间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运动的一个共同点说起。不论陈胜、吴广还是赤眉、绿林，抑或张角、黄巢，直至后来的王小波、李顺和李自成、张献忠，这些身处不同时代的农民领袖所率领的农民军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庶几也是朝廷给予他们一个蔑称的重要原因，这个蔑称就是：流寇。政府的蔑称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些农民军大抵处于流动作战状态，他们感兴趣的是冲州闯府，过五关斩六将式地纵横天下，却几乎没有考虑——或是即便考虑了但也没有有效地实施过——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再进一步建设和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恢复生产，发展经济。一言以蔽之，支撑这些农民军纵横天下的物质基础，不是依靠他们的生产，甚至也不是他们占领区内的赋税，而是源源不断的掠夺。打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农民军有时候像蝗虫，它们从远处匆匆飞过来，肆无忌惮地吃光了所有能吃的叶子，然后又匆匆飞向另一个地方，寻找其他可供食用的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