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前三个主题的关系看起来非常明显，后三个主题的关系却绝不会这么明显。如果马克思完全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他的坚定的看法必定源于叙述方法的选择。这种方法的选择也排除了他任意采取他的论题的顺序或颠倒已经阐述的顺序。但是，他含糊地提到“总的导言”，明显设想“结果仍然必须得到证实”，并推荐给“如果真想跟着我走……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读者。[2]
尽管马克思看起来非常谨慎，但他并不打算向他的读者掩饰写作两大部分的计划源于一种方法论规则，而且他将因此被迫依据一种确立的概念译文来继续他的写作。对概念的叙述会让读者遵循文章一步步阐述的过程，发现整篇文章的方法，从而对马克思的方法是否合理做出自己的判断。马克思好像是故意将读者引入他的自信，他对自己改变哲学和文学事业做出了最简明的解释。他特别强调了他的研究中的“指导方针”的重要性就是在“对文明社会的解剖”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描述尽管简短——后来促使恩格斯称之为一个与生物领域中达尔文进化论同等重要的“科学发现”，然而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学”的写作计划与十五年前形成的方法以及在此期间进行的研究是不可分割的。为了避免读者对他热衷于方法论步骤的程度产生任何困惑，马克思宣称（可能夸大了他的写作的实际进度）他的计划必需的所有材料都已经以专题论文的形式编纂好了，长时期不固定地写作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出版：“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