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上面所提出的这些史学史的任务，是从理论上着眼的；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每一部史学史著作在事实上都应当实现这些任务，我们只能期待它们大致上或有所侧重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第三节 中国历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
一、史官制度的演变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这是同西周末年以后各诸侯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的。《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69]这说明史官又有保管历史文献的职责。春秋时期著名的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孔子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又“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70]。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他说过这样的名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71]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不小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72]这样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的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和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他的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过”[73]。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士茁，也是“以秉笔事君”[74]。秦、赵史官，又有御史之名。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秦王、赵王会于渑池。秦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75]秦国还有太史令之职。史载，秦太史令胡毋敬以秦篆撰《博学》七章。[76]先秦史官，名称繁多，职掌亦甚广泛，由汉至唐，又有许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