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尔、黑格尔、马克思都曾经以他们自己的生机论式的（vitalistic）社会生活模式，来取代已经陈旧的、机械化的模式，但是，他们却和他们的敌手一样，相信“理解世界就是获得自由”。他们和他们的敌手不一样的地方，只是他们强调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变迁”与“成长”所扮演的角色而已。他们认为用数学或物理学作为类比的模型，无法理解社会的生命。我们也必须理解历史，亦即是：理解在个人彼此的互动及对自然的互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有关“持续成长”（continuous growth）的特殊定律，因为不论是借“辩证”（dialectical）的冲突或其他方式而来的“持续成长”，都有特殊的定律可循。根据这些思想家的说法，不去理解这种法则，就是犯了一种特殊的错误，此即：相信人性固定，相信人的基本性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样，或相信人性受制于不变的自然法则（不论是神学的或唯物论式的法则），而这信念引出一个谬误的结论，即是以为：在原则上，睿智的立法者，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借着适当的教育与立法程序，来创造一个完全和谐的社会，因为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具有理性的人类，都有同样的、不变的基本需求，而且必定总是要求同样的、不变的事物，来满足那些需求。黑格尔认为以前的人及与他同时代的人，都误解了制度的本质。因为他们不了解创造与改变制度、并转变人类性格与人类行为的理性法则，这些法则来自理智的运作，因此，是可以理性地加以了解的法则。马克思及他的徒众则主张说，阻碍了人类路途的不只是自然力或人类本身性格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制度的运作所造成的影响。人类原是为了某些不一定自觉到的目的，而创造了这些制度，但后来却有系统地误解了这些制度的功能[18]，因此，这些制度也就变成了他们进步的障碍。马克思提出一些社会与经济的假说，来说明为何人类“必然”会产生此类误解，特别是以下这个幻觉，即，以为这种人为的安排，是某种独立的力量，是和自然法则一样，不可避免的力量。关于这种“假客观”（pseudo-objective）的力量，他举出下面一些例子，如供需法则、财产制度、贫富之间的永久区别、雇主与工人的划分，以及其他许多不变的人类范畴等。唯有当我们达到一个能破除这些幻觉的阶级，也就是说，有足够的人们能够理解到这些法则与制度本身，原是人类的心灵与双手创造出来的，是因为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需要而存在的，可是人们后来却误以为它们是不可变易的客观力量；唯有到达这一阶段，我们才能够摧毁旧世界，并且用更适当、更能使人类获得解放的社会制度，去取代以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