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兴的神学家们断言，理性对于人的真正目的不可能提供任何真实的理解；理性的力量已被人的堕落所摧毁。按照加尔文的观点，“如果亚当是纯洁的”，那么理性才有可能发挥亚里士多德所归于它的那种功能。然而现在，理性无力校正我们的激情（休谟的观点就受到了加尔文主义者的熏染，这一点很重要）。尽管如此，偶然所是的人与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之间的对比依然存在，神圣的道德律也仍然是把我们从前一状态变成后一状态的导师，甚至可以说，唯有上帝的恩宠才能使我们响应并遵从它的训诫。詹森主义者帕斯卡在这一历史的发展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帕斯卡认识到，新教和詹森派的理性概念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从根本上相应于17世纪最为革新的哲学和科学中的理性概念。理性把握不了本质或从潜能向行动的转化，这些概念属于已遭受鄙夷的经验哲学的概念构架。因此，反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为理性的力量设置了严格的界限。理性是计算性的，它能够确定有关事实和数学关系的真理，但仅此而已。所以在实践领域，它只能涉及手段。对于目的，它必须保持缄默。理性甚至不能拒斥怀疑论（如笛卡儿所坚信的）；从而，根据帕斯卡的观点，理性的重要功绩在于认识到我们的信念最终建立在自然、习俗和习惯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