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把朴素进化观推向更高的阶段，即以朴素的历史进化的观点解释历代的政治统治，尤其是历代的政治制度。他继承柳宗元对“封建”的认识，认为：“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之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24]王夫之对历代制度有一个总的认识，就是：“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25]这就是“一代之治，各因其时”[26]。
朴素进化观在理论上没有发展到更加缜密的阶段，但它作为一种历史进化的观念，在中国史学上有古老的传统和广泛的影响。同时，它也是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上接受近代进化论的一个思想基础。
在古今关系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即在古今的联系中，是否可以划分相互联系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前引《韩非子》中说到的上古、中古、近古是这方面较早的说法，这是思想家从历史中得到启示而提出的见解。司马迁著《史记》，根据年代的远近、文献的详略和时代的特点，于书中列《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这是对三个历史阶段的划分，反映了司马迁的卓识，以至于今人还在用“三代”“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等历史分期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