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部旧制度史的人则更像一个18世纪贵族，这种贵族没有采纳19世纪的贵族风范。托克维尔不比国王更保王党，也不特别虔信宗教。他保持着一种18世纪的开明趣味，不尊重王朝，对教会也常冷嘲热讽。这样一种历史学家在处理18世纪贵族政治的困境方面，自然条件最好也最有感觉。贵族的主要错误，实际上是“罪行”，似乎在于他们做出了要把他们自己作为“纯粹的贵族”孤立起来的决定，以及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并领导他们的公民伙伴们。按托克维尔的说法，他们的罪恶是骄傲，他们的失误是历史想象的失误；他们本该把自己置于民族之首，他们传统上就属于这个民族；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却选择了“骄傲之道”和自我孤立。然而也不是只有他们应该为放弃责任而受责，真正的坏蛋还是法国王朝。“一种外在于他们自身的权力解除了他们保护、教导和救援他们附庸的任务，同时却让他们在金钱和荣誉特权上毫发无损。”托克维尔对18世纪贵族满足于靠特权生活并任由实权悄然流失的描画，可谓是入木三分，但无论这些贵族有多懒，他还是坚持认为贵族活力和品位堕落的责任在法国王朝。
托克维尔强调了在1789年之前分裂了旧制度统治阶级的内战。他为这种等级间的分裂而懊丧，尤其为导致了旧法国的毁坏的贵族政治的毁坏而懊丧，尽管他也对法国王朝在愚蠢地摧毁了它的贵族政治之后的垮台流露出些微的快意。贵族和王朝都表现出对那种要把它们吞没的共同危险懵然无知。但首先是王朝犯了“依赖中产阶级的错误……他（路易十六）像他的前任一样把中产阶级和人民视作王权最忠诚的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