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考证学虽然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明显的发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却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甲骨学、敦煌学、吐鲁番文书学、简帛学，以及近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等。王国维当年概括的“二重证据法”，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很大的发展。1988年，赵光贤教授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书中讨论了“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历史”、“论史料”、“论考证”等问题。作者指出：“前辈史家虽然做过很多考证工作，也写了不少书，但对考证方法却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因此，有必要对考证方法作一番科学的归纳和总结。”[37]作者结合古今实例，从八个方面对考证方法做了分析。以上这些事实给人们一个启示，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思潮及其成就，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3.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李守常（大钊）所著《史学要论》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此书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等关于史学的重大问题。此前，由于李大钊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重要影响，以及他所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文章的广泛影响，《史学要论》的这一历史性地位就显得十分突出了。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迅速发展。首先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在中国开辟了人们以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的道路。其次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展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再次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尽管它们还有一些可以商榷的地方，但这一思潮的方向和气势无疑显示出了中国史学的新的活力。最后是1938年翦伯赞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对“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问题”等问题一一阐述。作者在全书最后写道：“人类创造历史，但不能完全依据其主观的意识自由地创造出来，而必须要以其主观的意识顺应着历史的必然，即客观的情势，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当着今日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我们为了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争取有利的客观环境，加强主观的创造作用是必要的；因而对于作为指导现实斗争的最高原理的历史哲学，也就有其重要性。”[38]从《史学要论》到《历史哲学教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在理论形态上的重要发展。侯外庐在1946年指出：“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39]这一段话，大致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