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胄反驳说，陛下尽管有至高无上的生杀大权，但是案件既然交付法司审理，法司要忠于法律， “臣不敢亏法”。言外之意是皇帝不应干预法司判决，他判决冒资土人为流刑是有法可依的。
事实也是这样，当时《唐律》尚未颁布，依据《武德律》的诈伪律条文来量刑，只能判处徒刑，加判流刑已是顾及唐太宗的敕令，但断无判处死刑的道理。 “不首者罪至于死”,显然是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规定。
唐太宗虽然感到戴胄说得有理，但皇帝的万乘之尊的架子一时难以放下，就搬出“君言要立信”来要挟戴胄，说这样一来却使他“失信”于天下就不好了。
戴胄认为君主要立信，国法也要立信，而且国法比君言的立信更重要，是“立大信”,于是他谈了立法与立信的关系。指出： “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意思是说，国家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才能取信于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时的感情冲动之言，取代国法，否则就会废国法而失“大信”。终于使理屈词穷的唐太宗收回成命，以法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