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新理学》所确定的这些形而上原则，冯友兰在“贞元六书”中的其他诸书中更多地探讨形而下，即“有事实的存在者”。《新世训》分析解释许多道德概念，以指导青年修养，只是法家、道家的气味稍重；《新原人》讲四种人生境界，由自然、功利、道德境界归于天地境界；《新原道》诠释中国哲学之精神以此完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新知言》主要讲哲学方法，运用中国哲学的直觉传统批评和重新诠释西方哲学。在《新事论》中，冯友兰依据城乡差别以及士农工商职业差别，探讨东西方文化以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差别问题。至此，新理学的体系基本完成。
在谈到东西方文化时，冯友兰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比研究上，更没有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而是认为东西文化的不同主要是文化类型的不同，只有从类型上去比较研究东西文化的异同，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他说：中国人之所以长时期地不能正确地把握中西文化的异同，之所以长时期地在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上歧异甚多，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他们比较中西文化时，不知道区别文化的共相与殊相，缺乏一种文化类型的观念，因此难以在东西文化许多的性质中区分出哪些是主要的、本质的，哪些是非本质的、偶然的、次要的，无法突破东方的或西方的折衷地域界限，无法在对文化的思考中脱离文化个体而把握文化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