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们的推论不至于过分妄谬的话，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什么是批评的标准？没有。如若有的话，不是别的，便是自我。
拿自我作为创作的根据，不是新东西。但是拿自我作为批评的根据，即使不是一件新东西，却是一种新发展。这种发展的结局，就是批评的独立，犹如王尔德[6]所宣告，批评本身是一种艺术。
和勒麦特比较，法朗士越发变本加厉，因为，说实话，他比勒麦特在任何方面的认识，只有更加尖锐，更加深刻，因而也就更加刻薄，更加胆大。一八六○年谢迺[7]，他的先驱，呼道：“绝对死了！”这句话正好用来作为印象主义的注脚。法朗士以为外表和现象不是二，而是一。宇宙是一个潮汐。所谓真，所谓美，所谓善，犹如人世其他的现象，并不存在：它们不是力量的终点，也不是人类奔驰的鹄的。一切只是神秘。唯一能令他相信的，只有事物的相对性和现象的继续性。从这种悲观而怀疑的精神所出来的批评，自然不免要拿自己作为它的中心的。当着一部杰作，批评家不用说，便是它的作者也不见其就清楚在做什么。既然如此，批评家正用不着把意象的客观图解出来。客观性有什么用？人人有他自己的图解，任谁也不见其就对。为什么？因为人人有一个自我。于是法朗士干脆说出他的见解道：“所有一般的书，甚至于最值得人羡慕的书，我全觉得它们所包涵的东西算不了什么，可贵的是读者往里面放进去的东西。”这就是说：“不用走出他自己，他建设起来人的理智的历史。在所有文学的形式之中，批评末一个出世；它或许临了吸收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