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人，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汉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间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