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尽管司马迁认为人们求利是合理的，但他又绝不提倡舍义取利、见利忘义，相反，他对那种“以奸致富”是极为反对的。在司马迁的心目中，义仍是第一位的。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指出人们求富取利的合理，希望统治者能因势利导，发展生产。
汉昭帝时，曾召开一次由“大夫”和“文学贤良”双方参加的盐铁会议，讨论盐铁专营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董仲舒的正义不谋利的主张，被文学贤良们推上了极致，突出了求利与为义的矛盾，并进一步升级为要求政治上抑商遏利。文学贤良们一再声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77]；“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78]；在文学贤良们看来，盐铁专营就是为好利开绿灯，是在为老百姓犯罪搭梯子。因此必须打击商人，因为商人专讲利，打击商人也是“先义而后利”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