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9年4月，唐太宗患了痢疾，病势日重。他自知不起，便将积极支持李治任太子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叫到病榻前，将太子托付于他们。又对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在，尔对天下事不必过虑”。
同年5月，唐太宗驾崩。李治终于即位，是谓高宗。
后来的事就不必说了，一度勤勉有为的李治，因为性格和身体诸因素而日渐惧内，终至大权彻底旁落。大唐江山也最终成了武则天的“周”天下——这无疑是苦心孤诣的唐太宗生前做梦也料不到的可悲结局。许多人扼腕之余，都发出唐太宗如果不易李治，大唐的社稷不至于倾危的感叹。然则，历史是不存在假如的。而且，在封建制度不变、统治阶级固有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这个大前提下，一切皆有可能。对此，蔡东藩的看法颇有见识。他在《唐史演义》中写道：
“魏王泰潜谋奈嫡，至承乾败后，太宗果欲立泰为储，幸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再谏阻，方改为晋王治……或以魏王得立，当无武氏之祸，此语似是而非。武氏娇小倾城，能盅晋王治，宁独不能惑魏王乎？且魏王狡险，苟得立为太子，入承大统，势必加刃骨肉，尽杀弟昆，恐不待武氏临朝，始见唐室之尽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