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姓罗斯多，名叫埃蒂安纳。安古兰末诗人花了一星期工夫，殷勤凑趣，跟他攀谈，交换一些感想，把他当作第一个谈话的对手。两年以前，埃蒂安纳像吕西安一样离开本乡，贝里地区的一个城市。他的指手划脚的动作，明亮的眼睛，有时很简短的说话，流露出他对文艺生涯有些辛酸的经验。他从桑赛尔来的时候，带着他的一部悲剧，和吕西安同样受着光荣，权势，金钱的吸引。这年轻人先是接连几日在弗利谷多铺子吃饭，过后却难得露面。吕西安隔了五六日重新见到他的诗人，希望他下一天再来，不料第二天他的位置上换了一个新人。在青年人中间，第一天见过面，谈话的兴致第二天还接得上；有了间断，吕西安只能每次想法打破沉默，而且最初几星期两人的关系没有多大发展，所以更不容易亲密。吕西安打听管账的女太太，知道他那未来的朋友在一家小报馆当编辑，写新书评论，报道滑稽剧场，快乐剧场，全景剧场的戏。吕西安立刻觉得那青年是个人物，有心同他谈得亲切一些，不惜作些牺牲去换取一个初出道的人最需要的友谊。记者半个月不来吃饭。吕西安不知道埃蒂安纳只在没有钱的时候才上弗利谷多饭店，因此老是沉着脸，没精打采；吕西安看他冷淡，便竭力陪笑，拣好话来说。其实应不应该交这个朋友还值得郑重考虑；看来那无名的记者过着挥霍的生活：既要烧酒，又要咖啡，又要杂合酒，还得看戏，吃宵夜。而吕西安住进拉丁区的初期，行事像一个可怜的孩子，被第一次巴黎生活的经验吓坏了。他研究一下饮料的价钱，摸摸钱袋，不敢学埃蒂安纳的样；他还在后悔过去的荒唐，唯恐再出乱子。他还没摆脱内地教育的影响，一有邪念，他的两个护身神，夏娃和大卫，立刻出现，使他想起大家对他的期望：他不但要使老母幸福，也不能辜负自己的天才。白天他在圣 日内维埃佛图书馆钻研历史。经过初步研究，发觉他的小说《查理九世的弓箭手》有些荒谬的错误。图书馆关了门，他回到又冷又潮湿的房间把他的作品修改，整理，重写，整章的删掉。在弗利谷多铺子吃过晚饭，他往下走到商业巷，在布洛斯办的文艺阅览室中读当代的文学作品，日报，期刊，诗集，了解流行的思潮；半夜前后回到破烂的旅馆，灯火和取暖的木柴都省掉了。那些读物大大改变了他的观念，他重新校阅歌咏花卉的十四行诗集，他一向看重的《长生菊》，大改特改，保留的原诗不满一百行。可见吕西安最初过的是一般内地穷小子的生活，纯洁，无邪，觉得弗利谷多的饭菜比起老家的伙食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所谓消遣只是在卢森堡公园的走道上慢悠悠的散步，心里热乎乎的，斜着眼睛望望漂亮女人；从来不走出本区，只管想着前途，一本正经的用功。无奈吕西安天生是个诗人，欲望极大，看到戏院的招贴心痒难熬，忍耐不住。他买楼下的后座，在法兰西剧院，杂剧院，大千剧院，喜歌剧院，花了五六十法郎。看塔尔玛演他最出名的几个角色，这样的乐趣哪个大学生肯放弃呢？富于诗意的人一开始就爱戏剧，吕西安被戏剧迷上了。他觉得男女演员全是重要人物，不可能跨过脚灯去对他们随便张望。在吕西安心目中，那些使他快乐的名角儿简直像神仙一般，报纸上提到他们，口气不亚于谈论国家大事。他渴望做一个戏剧作家，编出戏来叫人上演！有些大胆的人，例如卡西米 特拉维涅，居然实现了这样的美梦！吕西安转着这些创作的念头，忽而信心十足，忽而悲观绝望，精神上骚动不已，可是他继续过着用功和俭省的日子，不管有多少顽强的欲望在暗中激荡。他甚至过分谨慎，不敢走进王宫市场那样的销金窟，他不是一天之内在万利酒家花掉五十法郎，做衣服花掉将近五百吗？即使打熬不住，要去看福洛利，塔尔玛，米旭，或者巴蒂斯德弟兄[110]演出，他也只敢买楼上黑洞洞的散座，五点半就去排队，迟到的人只好花十个铜子买一个靠近售票房的地盘。不少大学生往往等了两小时，最后听见一声票子完啦！大失所望。散了戏，吕西安低着头走回去，不敢望街上的神女。或许他有过几回极简单的艳遇，在他年轻胆小的想象中显得重要无比。有一天吕西安把钱数了一下，发觉所剩无几，大吃一惊；而想到要去找一个出版商，弄些工作来糊口，他又冷汗直流。他一厢情愿当作朋友的那个青年记者，不再上弗利谷多饭店。吕西安等着机会，机会始终不来。巴黎只有交游广阔的人才能碰到巧事；熟人越多，各式各样成功的可能性越多，所谓幸运本来是趋炎附势的东西。吕西安还保持内地人未雨绸缪的脾气，不愿意等到只剩几个法郎的时候，他决意大着胆子去找书店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