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化论也好，阶级观念也好，这些无不来自西学。可以看到，在试图“洗去”孔子身上“传统的油彩”之后，重写者却不由自主地戴上了西学“眼镜”来审视曾经的“圣人”。有了西学的“眼镜”，20世纪的作家笔下的先秦诸子就有了不一样的面貌。以外来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这正是文化转型时期文人学者着意要做的事，这样的学术理念和文化观念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在重写诸子的小说中可以见到西学眼光，自然可以算得不同文化间相互比较的实践，但践行得精微与否却不一致。将孔子比附“布尔乔亚”，将批评孔子的隐士比附“普罗者”，这样的重写不但不精微，简直失于粗疏，借用郭沫若的话来说，这种重写就是通过“凸凹镜”来看孔子[5]。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79页。
[2] 接受历史进化论的知识分子，也有的将孔子之“道”看作适应了他的时代的有价值的东西，认可孔子是他的时代的哲人和伟人，但认为其思想不再适合现今的时代。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中说，“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宋庆龄在《儒教与现代中国》一文中的论述也很具代表性。她认为，“作为一个改良家，孔子扮演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角色。他为封建社会创造了礼教。”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孔子的伦理体系已经堕落成为纯粹的繁文缛节，同时，他的学说束缚了学者们的智能，限制了学问的范围，并且使大众陷于愚昧。”